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主要作品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0 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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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7-09 23:35

《男权辩护》（1790年）
1790年，埃德蒙·伯克发表了《对法国大*的反思》一书，为君主立宪制、贵族统治与英国国教进行辩护。不久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男权辩护》予之以反击，她在书中对贵族统治进行了抨击，并提倡共和主义。在这场以小册子为媒介展开的论战里，她是第一个发表回应的人。而在这些回应中，要数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对改革派与激进派最具号召力。后来，这些小册子都被收录到了《*论战》一书中。
沃斯通克拉夫特不仅针对君主政体与世袭特权进行了抨击，还针对伯克用作辩护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在《反思》中的一段著名的文字里，伯克哀叹道：“我想到了千万把利剑从剑鞘中飞出，哪怕是一瞥眼的蔑视都要复仇，这是用侮辱来对她（指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恐吓。——然而，骑士的时代已然过去。”
《女权辩护》（1792年）
《女权辩护》是女权主义哲学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 在这本书里，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社会地位，主张女性是国家的必要成分，因为女性教育了她们的子女，并能够成为其丈夫的“伴侣”而远不仅是妻子。[沃斯通克拉夫特还主张：作为人类的女性应当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而不应被视作社会的装饰品或成为婚姻交易中的财产。她还在《女权》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反驳行为手册作者詹姆斯·福代斯和约翰·格雷戈里与教育哲学家卢梭等人提出的女性无需理性教育的观点。（卢梭的这一著名论点出现在1762年的《爱弥儿》一书中，他认为女性应为了取悦于男性而受到教育。）
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当时的许多女性都十分愚蠢和肤浅（她在其文中称她们为“哈巴狗”和“玩具”），但同时也认为，这并非出自先天性的不足，而是由于男性拒绝为她们提供教育造成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意图描绘出贫乏的教育给女性带来的局限性；她写道：“女性从幼年时代开始就被教导：美貌是女人的权杖，因而心灵要为身体塑造自己；心灵只能在它的镀金鸟笼里徜徉漫步，并且只能努力去赞美它的牢笼”她暗示说，如果没有鼓励年轻女性将注意力集中于美丽和外表的成就上，她们将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确呼吁了特别是在生活领域，譬如道德上的性别平等，但她并没有明确指出男女就是平等的。而她曾经指出的，是在上帝眼中无男女之别。不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平等观点却与她对男性在力量与勇气上拥有的优越地位的敬重相对立。在以下这段著名的文字中，她模棱两可地写道：“请不要因此下结论说，我希望颠倒万事万物的秩序。我早就已经承认，从身体的构造上来看，上帝似乎是为了让男人获得更大程度的美德而将男人创造出来的。我所说的是整个男性共同体，但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作出结论，说男人的品德在本质上应该是存在差异的。事实上，假如品德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那么怎样对男人品德的性质作出区分呢？因此，如果我相应而生地得出结论，我一定会坚定地认为，所有男人的美德都存在一个同样的简单方向，如同我坚持认为上帝只有一个一样。”她在性别平等上的这种暧昧态度让后人很难将她归入现代女权主义者的行列，特别是当她在书中提到的文字与观点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之时。
在《女权》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针对虚伪泛滥的感性（特别是当时的女性所带有的）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她认为屈从于感性的女性“就连瞬息而逝的情感也会使得她们的内心波动不已”；且因为这样的女性是“她们的感官的牺牲品”，故她们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她认为，实际上，她们不但对自己造成了伤害，她们还对整个文明造成了伤害：她们不能像18世纪流行观点所认为的那样让文明走向高雅，而会让文明走向毁灭。沃斯通克拉夫特并不认为理性与感性应相互发挥作用，而认为它们应相辅相成。
除了广泛的哲学辩论外，沃斯通克拉夫特还为国民教育勾勒出了具体的计划。在《女权》的第十二章“论国民教育”中，她呼吁所有的儿童都应在“乡下的走读学校”进行学习，同时“为了激发他们热爱家庭和家庭乐趣”还应该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她还主张学校教育应该男女同校，认为成年男女的婚姻是“社会的纽带”，他们也应“依照同一模式接受教育”。
《女权》在许多方面都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将处于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称作是“最能表现出（其）本来面目”的人。她亦频繁地赞美谦逊与勤奋，并抨击贵族统治的无用性。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也并没有同时表现出对穷人的同情心；举例而言，在她的国民教育方案中，她认为，在9岁后穷人的子女应与有才气的年轻人区分开来，应该与富人分开接受教育。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两部小说中，她都对婚姻的家长式制度及其对女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评。在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1788年）中，同名的女主角因为经济上原因，而*与一名男性结成无爱情的婚姻；她通过两场婚外情得到其对爱情的满足：一场是与一位女性，另一场是与一位男性。《玛丽亚：女人的受罪》（1798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部未完成的遗作，并通常被认为是她最彻底的女权主义作品，整部小说围绕着一位被其丈夫关在精神病院的女性展开；与前作的玛丽一样，玛丽亚也在婚姻之外寻求满足，与一位同室的伙伴展开了一段爱情，还同一位照顾她的人建立了友谊。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说都没有描写美满的婚姻，但她在《女权》中提到了这种婚姻关系。在《玛丽》的结尾，女主角认为自己会“去往不结婚的世界”据此推测，小说未描写的后续情势应该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两篇小说还都对感性进行了批判。在18世纪末的欧洲，感性是道德哲学和美学上的一个流行话题。《玛丽》其本身就是一部关于感性的小说，而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正是希望通过对感性风格修辞的使用来反对感性主义其本身：她认为感性主义对女性造成了损害，因为它鼓励她们去依赖自己过度的情感。在《玛丽亚》中，受到小说中有害描述的影响，女主角将自己放任在对爱情的幻想之中。
女性之间的友谊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两部小说的中心。在《玛丽亚》中，玛丽亚与在精神病院照顾她起居的女仆Jemima建立了友情，这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段友情起源于母性引发的同情心，这段上下阶层女性结成的友谊是女权主义文学史上的第一次。另外，这还暗示了一个超越阶级的论点，意即不同经济地位的女性因其为女性而拥有相同的兴趣。
《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1796年）
《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亲历的一次旅行的记录。这25封信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主题，从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其民族的社会反思，到对个人身份的哲学探究，及到她与伊姆利（但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之间关系的沉思。通过对崇高辩术的使用，沃斯通克拉夫特探索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受卢梭的强烈影响，《短居书简》中探讨了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1782年）相似的主题：“对人类愉悦源头的搜寻，对物质财产的高度排斥，醉心于拥抱自然，并探索情感在洞察力上发挥的必要功能”。虽然卢梭对社会表现出了高度的排斥，但沃斯通克拉夫特却在其文字中肯定了当时的国家局势以及工业的进步。
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倡个人主观的经验，特别是与自然相关的经验。另外，她还特别探索了崇高与感性之间的关系。她的许多信件中都提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激动人心的景色，她希望自己能与大自然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因此，她在其信件中表现出了比她以前的作品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在她之前的作品中，她对妇女的与受教育的权利表示支持。不过，与其早期作品不同的是，她通过比较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和充满商业与利益谋取的世界，从而举例说明了商业对社会的有害影响：而这也是她对自己与伊姆利之间关系的看法。
《短居书简》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0年代最受欢迎的书——十分畅销且绝大多数评论家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另外，《短居书简》的的主题和审美观还影响到了威廉·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等浪漫主义诗人。